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其实是一笔糊涂账

01 今天看到两篇网文，一篇说，对学者的观点可以批评，但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搞大批判，另一篇说“张丹丹不需要道歉”。 两文指向的都是北大国发院教授张丹丹近期“灵活就业就是一种福利”的观点输出。这两评论只代表小部分，更多的声音尖利得很，如“黑板经济学家”，“何不食肉糜”，“北大应当赋予张教授灵活就业身份”等等。 看了那个视频片段及微博、群友评论，我感觉不可能那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学者），误解或片面理解张教授的真实意思。 那期《财经》掌门人王波明对姚景源、张丹丹的访谈，是在讨论174万亿存款的大主题下展开的，谈到人们不敢花钱的原因等等。主持人问起，现在灵活就业群体庞大，总人数已超2亿，那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支持他们花钱消费）？ 张教授回应： “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就是自由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弱一些。反过来，固定工的稳定福利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 “因为你自己管自己，为什么要有一个单位为你支付社保呢？或者国家或政府层面为什么要为你支付这么多东西呢？” 当王波明追问“灵活就业是他们主动选择吗？”张丹丹也承认，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 网络上由此引发的大争论，已经超出了灵活就业是否自由、没有工作该不该有保障以及如何获取。 02 张丹丹在三年前就有一次“出圈”，产生颇大舆论震动。 那时，还是副教授的张丹丹在一篇论文中对青年失业率作了一次另类测算——官方青年失业率只统计主动在找工作的劳动力，而她的测算把约1600万既不上学、也不求职的非在校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躺平群体”“啃老族”）一并计入失业口径，算出 2023年3月这个宽口径下青年失业率的上限（为了文章发出，这个数字暂时隐去），她的数值自然有别于（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标准口径的16-24岁年龄组失业率（该月为19.6%）。 张丹丹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她重点关注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变迁和制度文化冲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人工智能等劳动市场问题（据国发院官网）。从她发表的研究论文和媒体专栏文章看，她对平台型的灵活就业是有一段时间跟踪调研的，也提出过“大量青年的集体性社会疏离，不利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合力建立平台零工社保”等类建议。 北大国发院官网文章截图 但现在，身为教授、副院长、长江青年学者的张丹丹，讲出灵活就业就是一种福利，着实让看客们不解其研究产出是否变异。 03 按照学术圈或统计者的定义，凡没有签订标准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据此获得薪资收入者，都可归入“灵活就业人员”这个范畴，比如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传统零工等。 自2021年5月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公开披露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以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有智库预测今年将达3.2亿人；规模递增的同时，其组成更为复杂多元。这背后的原因大家想必心知。 遗憾的是，像张丹丹教授这样的大量学术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房间里的大象”——它们或聚焦于8000多万平台零工的生存，或争相预测AI技术对劳动需求和就业的影响，唯独不见分析： 灵活就业者年增4000万、达到一个中等规模国家总人口水平，如此迅猛之势，难道是正常现象？ 非标准就业者占就业人员总数四成，如此剧烈的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恐怕不是大家突然间向往自由吧？ 如果大量散落的个体零工陷入手停口停的窘况，那他们换得的自由是不是廉价得几近粪土？ 而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更是许多学院派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的盲区。 前世界银行专家王君今天发表评论点出（详见今日二条）： “公众的愤怒大多集中于其“何不食肉糜”的精英傲慢，但我反复听了她的原话，更让我感到不齿与不安的，是后半句里展露出的社会治理逻辑。这种“脱离了编制与单位，国家便无需为你兜底”的思维，绝非什么前沿的市场经济洞见，而是在社会保障与公共卫生史上，早已被现代文明摒弃的落后陈腐观念。” 04 再遗憾的是，“灵活就业”现在成了一个收纳箩筐，从高校、职高学生一出校门，他们就被以不同名目装入其中：自主创业、做主播、开自媒体、承接独立项目、当零工……自此延伸，直至五六十岁出现在马驹桥街头的那些。而当遇到餐饮开消、电影票房、旅游收入、体育赛事、社零消费这些硬碰硬的数据时，整体的疲软之状现在就立刻显现。 所谓灵活就业，实际真是一笔糊涂账。 我在今年6月FT中文网的文章中曾谈及非常规、非标准就业在今日中国的特殊寓意： “灵活、自由的代价也很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