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反党，毛主席：凡是要推翻政权，总要先造舆论

长篇小说《刘志丹》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它描写的是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革命传奇生涯。但该小说还未正式面世，就惹来了一连串纷纷扰扰的轩然大波和是是非非。更令人发指的是，康生利用小说《刘志丹》，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的文字狱。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刘志丹 1936年2月，刘志丹奉命率红28军东征，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他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2岁。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 1956年，工人出版社将一部以刘志丹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列入选题计划之中，并邀约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来执笔撰写。李建彤一开始由于各种原因不肯答应，直到出版社答应派人协助后，她才接受了约稿。 李建彤曾在延安工作过多年，她听说过刘志丹辉煌而短暂的英雄一生，积累了一些资料。李建彤接受约稿后，查阅了大量资料，采访了大量当事人，花费了很多心血，历经6年，6易其稿，终于在1962年春天完成了小说《刘志丹》的创作，正当她一鼓作气准备进一步推动小说出版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刘景范、李建彤全家 李建彤完成《刘志丹》后，将手稿寄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开国上将阎红彦征求意见。阎红彦早年曾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他粗略地看过稿子之后，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红彦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 不久以后，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他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了停止发表的意见。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刘志丹》。 阎红彦 8月17日，阎红彦给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觉得 《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阎红彦还在信中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他列举了许多材料，证明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不知何故，阎红彦后来又写信把此事向康生作了汇报。 康生收到阎红彦的信后，好像被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他又给小说扣上了“剽窃毛泽东思想”的罪状：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康生还认定：《刘志丹》“完全为高岗翻案。” 康生 此后康生立即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刘志丹》，他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的600本小说、第三稿印的300本小说送中央会议审查。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大讲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康生在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在康生的策动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20人组成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任主任。 就这样，一场对《刘志丹》案先定性、后求证的波及不少人的审查行动开始了。从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甚至被称作是反党集团的人。 小说《刘志丹》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组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79年6月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报告提出，因《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一个月后，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最终小说《刘志丹》几经波折，在成稿17年后的1979年才